这几年在公募基金行业中，浙商基金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它是业内首次提出要做“AI驱动”的资产管理公司。

浙商基金致力于从数据挖掘走向逻辑学习，基于已有的数据沉淀和AI技术，在投资中实现数据信号化、信号策略化、策略模型化、模型可视化，最终达到人机互动融合。

听上去很“理想主义”。浙商基金总经理聂挺进在十多年投资与管理生涯中，越来越体会到，“投资最困难之处在于，历史上已实现的收益，许多是由随机性的、非结构化的、低概率性的事件构成的。”

▲浙商基金总经理 聂挺进

在他看来，人类对投资本身的认知具有局限性，投资又往往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如何能打造一套科技平台，辅助基金经理投资，让AI（人工智能）和HI（人类智慧）相互赋能、让投资的艺术与科学更好融合，这是浙商基金多年坚持的战略，未来也不会动摇。

行业发展愈发呈现“马太效应”，头部基金公司、头部基金经理在市场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中小基金公司如何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对此，聂挺进直言，“弯道超车不易，一味强调超车反而更容易翻车。我们更重要的是思考客户的痛点在哪里，客户需要怎样的产品，以及客户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产品？”

在“AI+HI”智能投资战略下，浙商基金期望用差异化、特色化的能力圈满足市场需求，让资产管理公司的知识价值得以传承，并最终提升持有人的投资体验。

券商中国：2020年是公募基金大年，新发规模已突破3万亿份，超过过去三年的新发基金总和，尤其是权益基金，迎来了大发展。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基金管理人而言有哪些思考和启示？

聂挺进：今年新发基金规模超过3万亿，其中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合计超过2万亿份，含权益类基金构成发行主力，占据市场60%~70%的新发份额。此外，偏债混合基金年内新发规模突破3000亿份，也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权益基金的大爆发，表明近年来在监管层坚定引导和指挥下，行业回归资管本源，公募基金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阶段。

与历史上几次权益大年相比，2020年的情况也非常特殊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权益基金的爆发并非在泡沫层面发生。换言之不是在指数大幅飙涨情况下发生的，2020年指数涨幅整体温和，这一点与2007年、2015年有很大不同。

第二，投资人和机构的信心更足。年内权益市场几次大幅调整，都有来自银行渠道或保险机构资金的逆势入市，并没有形成恐慌。而过去，一旦市场回调5%-10%，立刻会出现销售冰点。而2020年的多次指数回调过程，发行市场反而逆势增长。

第三，基金赚钱效应凸显。2020年权益基金普遍收益率亮眼，但其实A股市场仍有很多股票最终收跌，这体现出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也进一步表明基金赚钱效益更明显。

此外，2020年资本市场终于迎来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注册制。这或是继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基础性变革。从注册制实施之后来看，好公司越来越得到资金青睐，而基本面不好的公司股价节节败退，博傻式投机的比例在下降。

未来A股市场将逐渐形成深度更深、广度更广的投资模式。中国居民投资方向也将发生趋势性变化，从以往偏好稳定的非标信托等偏刚性兑付产品逐步向标准化、权益类资产转型。这也反映了证券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新阶段后，投资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大幅增强。

因此，我认为2020年对公募基金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券商中国：能看到公募行业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头部的基金公司和头部基金经理在市场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您觉得中小基金公司怎么去“弯道超车”，怎么来定义自身的发展目标？

聂挺进：从行业整体发行情况来看，头部效应非常明显。但中小基金公司中一些有特色的公司，发行也很理想，究其原因我认为离不开在投资能力和客户服务上的长期积累。作为资产管理机构，需要有好的投资文化，并在一个好赛道或者渠道持续深耕。

至于说“弯道超车”，我一直不敢苟同，一味想要超车最终翻车的概率可能更大。所以浙商基金最关注的并非规模排名的变化，这只是结果。

我们思考更多的是客户的痛点在哪里、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以及客户为什么要选择我们？

只有想清楚这三点，才能进一步找准定位和方向，坚持战略不动摇，持续深耕，一定会有所成效。

对于公募行业的未来，我认为一定是百花齐放的。产品策略和人或都存在管理半径，但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是多样且广阔的，哪怕瞄准一个痛点，也能创造大价值。

证券类私募基金规模2020年也突破了4万亿，私募和公募基金策略或有不同，但如高频、量化指数增强等单一策略如果做得好，规模也可以上百亿，这都是近两三年内发展起来的。

这进一步印证了，只要策略有特色、有亮点，市场有足够大的容量可以让特色型资产管理公司崭露头角。

因此，浙商基金当下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想清楚客户需要什么，以及用怎样的策略和方式去满足客户需求，最终确立自己差异化、特色化的能力圈与护城河。

券商中国：您曾在博时基金主持投研工作，也曾多次到访华尔街与头部国际资管机构深入交流，能谈谈您对投资的理解吗？

聂挺进：投资的发展历史是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发展史。现代股市制度1602年诞生于荷兰，荷兰人率先建立起证券交易、银行、信贷、竞拍、保险和有限责任公司等商业体系，对金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荷兰人来到美国，创建了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现代证券投资理论最终在美国迎来了大发展。在我看来，投资成为一门科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34年格雷厄姆《证券分析》出版为标志，这本至今仍被人看作华尔街圣经的书，奠定了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之父”的历史地位。格雷厄姆将实践总结成理论和方法论，提出市场先生、内在价值、安全边际等概念，构成了价值投资的逻辑链条，投资由此逐步进入科学化阶段。

第二阶段，随着经济与金融学的发展，人们对股市波动规律的研究变得更加深入。1970年有效市场假说被提出，与单因素模型、恒定风险溢价理论共同构成了第二代投资的三大科学理论基础，用以构建资产预期收益框架。

第三阶段，人们逐渐意识到投资不是单因素就能解释，市场并非一直有效，流动性影响下的恒定风险溢价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因此除了证券市场本身，越来越多人从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哲学等领域入手，寻找并构建起了新的投资科学方法论。

总的来看，我认为投资的科学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

而论及我个人对投资的理解，从初入基金行业做研究员，到投资总监，再到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是逐步深化的过程，尤其是近年来有三点投资体会格外强烈。 

第一点，敬畏市场。随着人类对投资理解得越深入，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就越高。而人类在投资方面的无知性或者认知的有限性，是非常大，需要保持谦逊，不断学习，敬畏市场。

第二点，认清超额收益来源。投资中最困难之处在于，历史上已实现的收益，很多是由随机性的、非结构化的、低概率性的事件构成。如果框定1-5年的时间维度来看，这部分收益或许还构成了“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如果把这种认知或者评价，作为对未来基金选择或者超额收益预估的依据，非常容易犯错误。

在美国等成熟市场中，投资者或许还可以从基金经理过去10年-30年超长期投资年限去评价，最大程度把这种随机性因素剔除。

第三，科学在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投资哲学和方式是不断演化的过程，投资也是科技与艺术的融合。

浙商基金认为，坚实的科学背景对基金经理投资能力的提升与深化，大有裨益。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打造一套科技平台，辅助基金经理投资，让AI（人工智能）和HI（人类智慧）相互赋能、让投资的艺术与科学更好融合。

我曾与公司同事们分享过达芬奇的例子，达芬奇虽然是画家，但他的很多手稿是基于科学的形式呈现，他第一个用手稿画出了飞机模型、动力系统、蒸汽机模型的人。

某种程度上，投资也是一门手艺活，需要工匠精神，而未来科学在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券商中国：2015年您从深圳来到上海，选择加盟浙商基金。您可以介绍下这5年时间浙商基金在投资上有哪些思考和成绩？

聂挺进：首先从公司顶层设计方面， AI+HI智能投资既是浙商基金的投资生产系统和方法论，也是未来始终会坚持的方向。目前公司旗下所有的产品都在运用这套生产系统和方法论来生产。

近年来，我们逐步理清了AI与HI的优劣势，让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更好地沟通与融合。从目前情况来看可凝练为以下三点：

首先，AI实现了知识体系与投资策略的传承。数字策略化、策略模型化后，公司在各个行业、各个板块积淀的知识是可以积累并且传承的。对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而言，这不但提升了资产管理公司的知识价值，也让基金经理在优势领域能力得到更大发挥。

第二，AI实现了精细化投资风险管理。AI在定价，尤其是组合管理风险方面，能够帮助基金经理更好控制风险，提升夏普比，最终使客户投资体验更好。

客户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浙商基金重要合作伙伴招商银行，每年在评价和引入产品时，最看重的不是同类排名，而是考虑每年客户盈利占比、加权后产品收益情况如何。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第三，AI让投资中的超额收益更加稳定可持续。AI可以更好剥离概率、随机性因素，提升组合夏普比，使超额收益可追溯、可预期、可复制。

券商中国：今年固收+产品发行异常火爆，成为新发市场的一大亮点，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浙商基金在固收+和绝对收益策略产品上是否也有布局？

聂挺进：当前不少固收+产品在营销宣传上是存在误导的，我认为，固收+并不等同于绝对收益策略。在浙商基金，固收+和绝对收益是按照两条不同的产品线进行划分的。固收+是一种资产配置工具，不能在宣传上暗含绝对收益的目标预期。绝对收益则是完全按照绝对收益的思路去做，在浙商基金内部是不参与相对收益排名的。

我们不能把一些资产配置类的“固收+”产品当作绝对收益策略，向普通投资者推荐，2019、2020年是权益大年，夏普比普遍较好，而未来若发生权益的较大幅度波动，错配营销会对客户体验会造成较大的伤害。

历史上排名靠前的固收+产品，并非绝对收益类产品，相反在同类产品中波动或许是最大的。高收益固收+产品主要是通过增加权益仓位，从而提升边际收益回报率，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回撤或将很高。

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现在是布局“绝对收益”策略的好时机。未来30万亿银行理财资金有很大部分将逐步通过银行理财子或公募基金，逐步配置在回撤可控、夏普比高的长期稳健类产品上，因此绝对收益策略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大。

浙商基金目前所管理的浙商智多星、浙商智多宝等“智多”系列产品线，全部都是绝对收益策略，而固收+产品则更多面向机构投资者。

券商中国：浙商基金大力发展AI+HI（人类智慧+人工智能）智能投资体系，您认为浙商基金在推行智能投资道路上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

聂挺进：浙商基金的优势是先发优势，这个先发优势具体体现在四个层面。

首先，系统研发优势。浙商基金做了3年多的内部投资决策系统自研，此前更早的两年与通联数据合作，很多提高效率的数据系统是由他们开发的。相当于浙商已经做了5年的金融科技投入，在系统上有先发优势。

第二，研究机制优势。与大多数基金公司研究员推荐股票的工作模式相比，浙商基金研究员除了写报告，还要做很多数据策略化、策略模型化的科学性工作，形成知识图谱，赋能投资管理。

第三，组织架构优势。大多数基金公司量化和主动权益团队是分开的，而浙商基金则完全融合了两个部门，组建“智能权益投资部”，AI与HI相互赋能。

第四，人员配备优势。浙商基金招募了大比例技术开发人员，并配备业内稀缺的AI科学家不断完善内部投资决策系统。公司投研人员储备并不以金融背景为主。

浙商基金的劣势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数据劣势。打造智能投资，底层需要大量的数据积累，数据越多可挖掘的价值或更多，数据层面上互联网公司或软件公司有更大的优势。

我们虽然有伙伴机构通联数据能够弥补数据上的不足，仍然比不过互联网公司。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虽然有强大的数据优势，目前并没有完成从数据向策略再到投资上的转化。

金融行业尤其投资领域，是一个性噪比特别低的行业，或许1万个噪音里只有几个有效信息。浙商基金认为基于当前技术水平，人工智能如果很快进入一个未知的、性噪比很低的领域，学习出来的内容很多是虚假的、失败的，或是过度拟合的，因此人工智能的优势发挥离不开人类智慧。从数据中挖掘投资信号，需要经过极其复杂和专业的数据信号化、信号策略化、策略模型化过程，进而让这些数据成为有效的投资策略，得到验证后才能正式上线。

第二，人才短板。资管行业未来的开创者，一定是既具备投资能力，懂得金融投资，同时拥有数据处理、信息挖掘、编程能力的科学家们。这些人将推动行业往前走，而目前整个市场这类人才都非常稀缺，浙商基金也在逐步培育。

券商中国：您对浙商基金的下一个5年，有怎样的期待和愿景？可以谈谈您对公司未来的中长期规划吗？

聂挺进：我认为未来5将是浙商基金发展的关键期，也希望是腾飞期。

公募基金在大资管背景下是非常好的赛道，内外部环境都推动着行业进入黄金发展期。随浙商基金股东变化，公司治理也朝着更优化的方向转变。

浙商基金将始终坚持一个AI+HI智能投资战略，成为“受人尊敬、值得信赖、AI驱动的资产管理公司”。我们希望用科技的力量，为客户提供包括绝对收益、特色权益、固定收益、指数增强在内的优质产品，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投资体验。

浙商基金主打绝对收益策略的“智多”产品，客户反馈很好，回撤低，收益率也相对不错。

浙商沪深300、中证500指数增强产品，过去两年，按照相同跟踪误差下的超额收益排名，也位居前列。

以浙商大数据智选消费为代表的特色权益类产品，在成立近4年时间里，产品业绩得到零售与机构认可。

在公司产品与策略布局上，我认为养老FOF、基金投顾与浙商基金AI+HI智能投资战略高度是匹配的，很多前端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未来只需要在中后台运营管理上再做进一步投入。

基金投顾对中小型基金公司而言，未来或将与母公司公募基金规模比肩，形成三轮驱动的模式，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参与。

券商中国：回顾2020年的A股和权益基金市场投资者收益颇丰。您如何看待2021年的A股和港股市场，哪些板块和赛道值得投资人重点关注？

聂挺进：2021年，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港股市场相对A股市场机会或更大。

对比来看同样低估板块，港股标的估值更低，而同样成长性的板块中，港股标的的成长性更好。

此外，2021年我们判断美元指数表现或一般，人民币的币值强势或将会维持一段时间，因此港股市场相对而言更值得关注。

回归A股的权益市场， 当前A股有结构性高估的迹象，投资者可以适当降低预期，预计未来需要一段时间消化成长性估值。但与以前不同，整体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在制度性变革与资产配置转移的大背景下，A股2021年也不必悲观。

（实习生王砚菲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