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时代大类资产配置的机与危

发布于2021-09-28 05:00:00
刘向东认为,从信托的资产配置来讲,第一类是工商企业,现在证券投资类变成第二大类了,以前基础设施是信托重要的基石业务,现在大规模的基建时代已经过去,可能还有一些区域性、结构性的机会,信托还可以继续深耕。

9月17日,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浦发银行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在上海举办。其中,大类资产配置圆桌会议由浦银理财(筹)副总经理张文桥主持,天风证券副总裁、研究所所长赵晓光,光大信托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刘向东,长江养老保险投资总监黄刚,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围绕 “疫后时代资产配置的机与危”这一主题,分别从证券、基金、信托、银行、保险五个不同的行业讨论了后疫情时代的资产配置。

本报资料图。

资产配置有哪些新机遇?

张文桥指出,目前经济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各个行业还存在哪些机遇是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

赵晓光从偏中观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中国制造业在疫情期间证明了其在全球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现在电子制造业、新能源的核心产业链都依赖中国产业链。虽然过去两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半导体等行业受到限制,但是更多的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同时,这两年疫情使中国的企业加速全球化。从中短期来看,这两年中国的半导体从设计到制造全面的崛起,制造业从上游到下游最核心的企业在崛起。从长期看,C端和B端在各个领域中,自下而上推动着产业发展的趋势正在到来。

第一,中国希望通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来提升全球经济的影响力。第二,在C端,随着人类消费从物质步入精神满足,基于AR、VR虚拟世界的平台在未来几年会成为比较大的产业。第三,B端可以看到中国的煤炭、钢铁、建筑行业,从过去靠投资、规模、人力的驱动,疫情之后从粗放式到精细发展的阶段。其中,信息化成为重要的途径。第四,汽车进入电动化时代,汽车智能化的浪潮切入到整个汽车的零部件供应链。

刘向东认为,从信托的资产配置来讲,第一类是工商企业,现在证券投资类变成第二大类了,以前基础设施是信托重要的基石业务,现在大规模的基建时代已经过去,可能还有一些区域性、结构性的机会,信托还可以继续深耕。

首先信托需要进行证券投资信托业务的布局,加大债券投资、股票投资、量化对冲产品、指数型产品等业务拓展。

第二类新的行业机会在于绿色信托转型,要按照“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以“绿色发展”的理念逐步在碳交易、碳权益、碳指数、碳资产证券化、碳服务等方面布局绿色信托产品体系。

第三类是疫情带来的医养健康、养老相关行业的转型,可以积极地布局养老信托。现在很多头部信托公司都在纷纷步入养老信托领域,涵盖了养老公寓、养老后期的康养医疗,包括身后的服务这些养老权益信托。

第四,在高端制造和自动化方面,疫情以来表现较好的个股,包括自动化、为家庭服务的股票,都是非常好的题材。

赵晓光表示,通过数据分析,居民财富的配置从过去的房地产、银行传统理财产品配置,转向了公募基金的配置。过去一年出现很多调整,比如流动性、基本面的调整,每次都是强于预期的,不断地震荡上行,背后最核心的因素就是普通投资者在加快进入金融资本市场。

在上涨幅度过大时,无论是投资者教育还是监管层面,都要控制好节奏,因为涨得快,跌得也快,对市场的破坏力也会比较强。

刘向东认为,疫情给资管行业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没有打破刚兑的情况下,投资人选择产品时都是比较收益,选择收益比较高的。现在很多的信用风险在不断地释放,所以资产的安全性提到了更重要的议事日程,可能以前是看哪个产品的收益高,现在更多地注重安全性。

马全胜认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会下行。目前从国内来看,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经济增速可能有所收敛,美国经济今年在财政和货币拐点形成之后也会下行。明年来看,如果全球潜在的经济增速下降,资产可能进入波动时代。

资产配置面临哪些风险?

黄刚认为,对保险资金来说,在人口结构、能源结构、安全格局、财富结构等四个方面发生了转变,这些变化意味着原有投资框架的基础逻辑发生了重大改变。

第一,利率环境还将持续在历史低位区间,即便因为阶段性的通胀原因有所波动,但整体趋势依然是下行,给固收资产带来很大挑战。

第二,必须把权益投资,包括未上市股权配置提到长期战略地位,即使会带来一定的波动,这是追求长期可持续合理回报最主要的方向。

第三,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安全形势下,要找一些能够抗风险的资产。这个安全是非常广泛的综合概念,既包括国防安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也包括与未来国策相关的各类领域。

第四,在资产配置的框架下,必须要有更广泛的宽度,不但要纳入现在所熟悉的权益资产、固收资产,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要把商品资产和衍生品资产当作重要的资产领域。

黄刚表示,资产配置的风险分不同的资产类别。在传统经济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够承担高额融资成本的公司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压力,随着全球流动性的退潮,这种状况还将持续并更加明显。新经济方面,创新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成功的概率也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两方面因素叠加会导致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的第三个含义就是过去有意无意地把信用风险最后的归属转移到国家信用、政府信用。随着资管新规落地进入倒计时,这种情况必将成为历史,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仍具有惯性。

在权益方面,黄刚认为,机构投资者不能简单地认为防范风险只需要不断地进行投资者教育,需要明确两个概念。

一是因为权益有更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现在的科创板、创业板大约是20%的涨跌幅,将来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涨跌幅可能在30%,香港市场是没有涨跌幅的,这是整体的市场趋势。通过快速的价格波动之后释放内在风险,这需要机构投资者能够对风险进行系统性管控,把波动控制在投资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二是对于散户和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需要告知其投资周期确定之后,本金才会得到有效的保值增值。

马全胜从基金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从权益市场来看,资管新规之后的变化在于初次购买权益产品的客户数量比较大。大家对于风险的理解不一样,统计今年股票市场的基本回报,亏损公司和赚钱公司的概率分布跟去年差不多,但赚钱的难度显著提升。今年股票具有三个逻辑。第一,周期股的逻辑,第二是新能源产业的逻辑,第三是半导体的逻辑。今年所谓的核心资产为代表的白酒、医药回撤很大。

资产配置如何应对新形势?

张文桥认为,现在银行的资管业务转型面临较大的问题在于,产品端转型了,但是客户端没有转型。现在客户偏好“期限越短越好,波动越小越好,收益越高越好”,但这三件事情不可能同时实现。面对这样的“不可能三角”,资产配置端应如何应对?

刘向东表示,信托行业深有同感,信托的投资者也是比较习惯传统的非标,有预期收益率,比如这两三年多少的回报。除了有一些比较好的明星产品、爆款产品,其他的都面临投资者接受程度的问题,这可能需要一个市场的变化过程。

从机构角度,一方面要积极地去寻找优质资产,在传统的基石业务、比较安全又能够稳定回报的资产方面还可以继续挖掘机会;另一方面要满足现在客户阶段性的需求,同时可能还要通过专业的能力,打造特色化、品牌化的产品线,满足不同类型的投资人需求。

黄刚认为,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以往银行理财产品中那些期限短、收益高、低风险的产品已经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应当通过不同的产品,把波动性作为前置约束来规划资产配置的框架。

马全胜认为,客群应该分层,根据目标收益和波动研究产品,从结构上匹配,把风险特性突出的客户筛选出来。另外“固收+”是比较好的路径,但是策略差异非常大,净值的波动对客户行为的影响非常大,做“固收+”的时候,要把能够容易形成风险的剔除,“固收+”特别强调高收益的时候,客户体验相对来说比较平滑,这可能是从公募基金这几年的实践里探索出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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