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国为“双碳”做了哪些准备？）
我国为什么要提出“双碳”目标？因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猛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耗国家，去年能耗50亿吨标煤；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去年碳排放近100亿吨，占全球约30%。在这一压力之下，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世界工厂的目标
中国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是被誉为世界工厂；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所谓“富煤、贫油、少气”；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即银行业为主，而且中国主要的金融资产都与化石能源资产密切相关，风险极大。正是这样的经济、能源与金融结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家（2020年能耗是标准煤近50亿吨），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20年碳排放近100亿吨），碳排放量相当于美国加欧盟加日本。另据清华大学与中金公司研究团队的分别测算，中国碳中和与能源转型都需要近140万亿投资，所以说，中国碳中和或者说能源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当前，全世界约有50个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量占到了全球排放的36%左右。其中，欧盟基本上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碳达峰，其峰值为45亿吨；美国碳达峰时间为2007年，峰值为59亿吨。据估计，我国实现碳达峰的预测峰值约为106亿吨，是欧盟与美国之和还要多。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现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欧美发达国家基本都经历了50年到70年，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目标期限仅为30年。所以必须清醒看到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面临的严峻挑战。30年的期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化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前所未有。
专家认为，我国现有的以高碳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超100亿吨的年碳排放量、高耗能产业去产能化的艰巨任务等现实情况，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增长需求与减排降碳巨大压力将同时存在。
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
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物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碳达峰是手段，碳中和是最终目的。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置条件，只有实现碳达峰，才能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水平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间和难度：达峰时间越早，实现碳中和的压力越小；峰值越高，实现碳中和所要求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模式转变的速度就越快、难度就越大。
我国做了哪些碳减排努力？
中国从2005年就开始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当时主要是作为卖方参与清洁发展机制。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正式启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等7省市陆续开启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工作。试点的区域、人口、GDP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试点地区的配额总量超过10亿吨。
从2013年正式试点交易到现在，我国已经历了7个履约期，在7个省市的碳交易试点中，共有2837家重点排放单位、1082家非履约机构和1万多个自然人参与了交易。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包括后来加入的福建省，8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4.45亿吨，成交额104.31亿元，交易价格每吨23.5元，另外，全国CCER（核证自愿减排量）累计成交2.68亿吨。
106亿吨减排目标，我国还在赶路！
我国实现碳达峰的预测峰值约为106亿吨。然而，从2013年到2020年的7个履约期内，我国碳配额交易市场的总交易金额是104.31亿，交易量4.45亿吨，平均交易价格大约就是23.5元人民币。交易规模确实比较小，交易价格也比较低。而反观欧盟市场，欧盟碳交易市场2020年的交易量约为100亿吨，交易价格约为24欧元/吨，2021年5月已突破50欧元／吨。
今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后，电力行业大约有35亿到40亿吨的碳减排配额，它的规模超过了欧盟的碳交易市场。如果未来碳交易市场从电力行业扩大到石化、化工、钢铁、建材、有色、造纸、航空等8大行业，交易规模配额规模预计会到50亿吨。
我国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司长刘德春表示，我国当前还面临以下难点：
一是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任务艰巨。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不足16%。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如何统筹解决风、光等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的电力系统安全问题，还面临较大挑战。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国仍需高质量发展第二产业，但第二产业高耗能、高排放、低能效问题并存，转型升级任务紧迫而艰巨。
二是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近年来，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整体仍处于“跟跑”状态，绿色低碳重大战略技术储备不足，一些领域还受制于人，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保障能力不够，技术转化率偏低。
三是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总体偏低。我国森林质量整体不高，草原退化、土地沙化等问题突出。一些湿地及湖泊严重萎缩，生态功能降低或丧失。耕地固碳潜力未得到充分挖掘，碳汇调查监测基础工作薄弱，碳汇补偿和交易机制还有待健全。
四是绿色低碳转型亟待摆脱路径依赖。目前，一些地方仍存在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盲目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将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带来不利影响。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准备：
一是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制定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能源、钢铁、石化化工、建筑、交通等行业和领域实施方案，完善价格、财税、金融、土地、政府采购、标准等保障措施，形成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良好工作格局。
二是强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对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要坚决拿下来。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工业绿色低碳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固碳增效。加快提升服务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三是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坚持节能优先，完善能耗双控制度，深化重点领域节能。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积极稳妥发展水电、核电。大力提升储能和调峰能力，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四是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加快建设一批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低排放技术研发和创新项目，加强能效提升、智能电网、高效安全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快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发展和规模化应用。
五是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严格管控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继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退耕还林还草等行动，持续提升森林质量。深入推进京津风沙源区、黄土高原、西藏生态安全屏障、青海三江源、祁连山等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加强海岸带保护，修复红树林、海草床、盐沼等海洋生态系统，不断提高海洋固碳能力。
六是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水平。在全社会大力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七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发展权益，坚决反对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人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引领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加快完善绿色贸易体系，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使绿色低碳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