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全球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刘冰冰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力争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以下简称“双碳目标”），为中国经济全面向低碳转型定调。

据了解，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但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任务显得更为艰巨。

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和推动。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研究，中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资金3.1万亿-3.6万亿；若要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和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至少139万亿。

那么，如何推动金融资源向低碳减排领域投放？监管部门的下一步重点工作是什么？普通投资人在绿色转型浪潮中是否有投资机会？围绕这些问题，券商中国记者对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全球合伙人、董事总经理，BCG金融机构专项的核心领导刘冰冰进行了专访。

中国走向碳中和的四大挑战

券商中国记者：相比于同样提出碳中和目标的欧美国家来说，中国要实现碳中和有哪些挑战？

刘冰冰：整体来看，一个国家碳中和转型的生态结构可以分成五端，能源端、企业端、政府端、金融端和个人端。从这五端来看，除了政府端，中国在其他四端的挑战都挺大的。

首先是能源端，要实现碳中和，归根结底是要实现能源结构转型。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能源占比约60%，明显高于全球20%-30%这一平均水平。所以我们的能源结构转型首先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其次是企业端，也就是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转型。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这些碳排放较高的行业占比都不低，这些行业的转型也是一个挑战。

第三是金融端，经济低碳转型过程中，很多资源投放都需要金融机构。从资金角度来看，机构和长期资金，尤其是养老金等带有一定社会属性的资金，更有动力投放到一些更具社会影响的绿色相关产业，但中国这类长期资金占比是比较低的。

最后是个人端，个人其实扮演着三个角色，一是作为员工，是企业转型的实际执行者，二是作为进行日常活动的碳排放个体，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三是作为消费者，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或者企业。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老百姓低碳意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和欧洲比，欧洲经常会出现消费者倒逼企业走向环保，要求企业改善产品包装、降低排放等，这点上中国个人端的低碳意识差距还是不小的。

绿色转型对金融机构提出新要求

券商中国记者：相比于传统的信贷项目，绿色项目投资回报周期较长，金融机构向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资产的存量与增量的问题？

刘冰冰：这是金融工具和金融需求不匹配带来的问题。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对金融的需求也不同。我们可以把生命周期简单分为初创期、成熟期和转型期三个阶段，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可能在孵化一个新的环保技术，成熟期的企业比如一些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转型期指一些高碳排企业要进行大量技术升级、商业模式改造来推动减排。

从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处于初创期和转型期的企业需求和商业银行传统的信贷服务并不匹配。所以，如果只依靠银行传统的信贷体系来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孵化或者高碳排企业转型，难度是比较大的，还需要整个金融体系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主体变得更加丰富。

券商中国记者：现在中国的绿色金融走到了什么程度？金融机构还需要做些什么？

刘冰冰：从规模来看，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了，但和需求相比还是存在结构性的缺口。

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里有90%都是贷款，也就是匹配成熟期企业需求的传统信贷服务。但在理想状态下，为初创期和转型期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占比应该达到一半以上，也就是除信贷资金以外，权益、长期债券等资金占比应该增加到40%-50%的水平。

进一步细化来看，虽然投入到服务初创期企业的人民币资金是比较少的，但目前资金方对这一类资产的兴趣已经非常高了，这一方面是政策推动，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这类资产未来的潜在升值空间。

所以，更难解决的是转型融资的部分。对于高碳排企业来说，绿色转型更多是一个挑战，而不是机遇，一方面这类企业更加渴求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又存在更大的风险，不满足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风险收益特征。

这也是对金融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即不仅要提供融资服务，还要提供一些融智服务，包括帮助企业寻找一些减排手段和转型方向等。银行可以和外部机构合作进行股债联动、投贷联动。此外，证券、投行、私募等也会去探索，碳中和进程中有哪些并购整合的机会，推动行业一些大型的整合。

券商中国记者：金融机构的碳中和标准包括投贷业务吗？如何对投贷企业的碳排放程度进行评价呢？

刘冰冰：金融机构有其特殊性。一些全球领先的银行提出的碳中和目标通常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实现自身运营的碳中和，第二步是更长期的目标，即包含投融资组合的碳中和。对金融机构来说，要实现第一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实现投融资活动的碳中和比较困难。

目前从全球来看，金融机构在实操中对投贷企业碳排进行跟踪还是一个难题。首先，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要求企业定期披露碳排放情况，大部分企业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统计自己的碳排放数据；其次，即使企业披露了碳排放数据，金融机构也很难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进行验证。

政策如何推动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产业？

券商中国记者：怎样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减排领域进行投放？

刘冰冰：总的来说，就是需要“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进行引导。如果只看目前的实践结果，我们会觉得绿色金融业务虽然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可能不高，但是不良贷款率很低，所以信贷成本低。这个结论是有一定误导性的，因为现在大量的绿色信贷都被投放到大型国企，这些资产本身就是低风险的。

如果未来绿色金融大量开展起来，不一定能给金融机构带来高回报，但是高成本是必然的，因为还需要绿色评估、绿色跟踪等成本，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政策支持就很重要，专靠金融机构自身的能动性是很难的。

其中，政策支持方面有三个核心的内容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是减少资本占用，也就是金融机构在做绿色贷款或者绿色债券的风险资本金计提时，是否能有一些优惠；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所的相关费用是否能够得到减免；三是降低资金成本，例如通过央行专项拆借资金或者政策性资金等方式，直接降低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业务的经营成本。

券商中国记者：如何看待“漂绿”、“洗绿”的现象？

刘冰冰：如果一家银行只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指标分配，比如要求今年绿色业务占比从20%提高到40%，客户经理为了完成任务，就会想方设法地从原有的投放中找出一些绿色要素，来对项目进行包装。

比如为一家大型车企集团提供流动性贷款，集团下属企业有新能源汽车，也有其他汽车，那么是只有新能源汽车业务的信贷需求才作为绿色信贷，还是整个车企集团的贷款都归入绿色信贷呢？

这一方面需要政策进一步细化，对绿色业务的标准进行界定和检查，另一方面银行需要从客户的分层分类、产业结构分析、投放资源的配置等方面做出实质性的设计，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对自身商业模式的再思考，而非简单地指标传达，否则自然会有“漂绿”的动力。

但现阶段来看，因为企业端还在不断迭代过程中，企业与金融两边是一个双向循环发展的逻辑，还需要等企业端的绿色转型进一步明确，金融端相关的产品设计和信贷资源配置才能作出针对性的调整。

下一步的政策重点在哪里？

券商中国记者：金融监管部门多次提及要把绿色转型纳入考核，这一政策要落地还有哪些需要考虑的问题？

刘冰冰：监管政策的推动也是分层分级的。在纳入考核指标方面，国有银行、股份制行可能会被认为是需要首先开展试点的，同样这些银行也更容易获得一些相关资源和配套政策的支持。

但城商行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对于推动国家战略，中小银行的影响力有限，资源能力也有限，另一方面这类银行现实包袱也更大一些。所以要纳入考核指标的话，可能要在逐渐探索的过程中，分层分级逐步实施，个人认为，城商行和国有大行、股份制行在绿色金融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所能享受到的相关政策，差距会是比较大的。

券商中国记者：金融监管部门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可能会在哪些方面？

刘冰冰：过去一两年监管部门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最核心的是围绕标准问题，包括调整绿色债券标准等，这块已经打好了一定的基础。

接下来，我认为可能会着重对银行奖惩政策的研究，也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胡萝卜加大棒”，怎么去推动银行做这件事。另一方面是整个绿色投资资源的引导，例如成立绿色基金，除了股权资金，还包括像国开行等政策性的银行资金，在绿色领域如何引导和使用，相信后续还会有一些相关安排。

绿色转型背景下好资产的稀缺性突显

券商中国记者：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普通投资人有什么投资机会吗？

刘冰冰：大家都在谈ESG投资，认为这类投资既有社会效益，又有财务效益，但ESG包含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ety）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方面，其中S和G可能对公司经营回报有所贡献，但E主要是一个外部效应，环境友好、减排做得好，可能反而是企业付出了更多成本换来的，所以不代表投资ESG就有高回报。

但其中也有机会，因为任何一个资产的价格除了由自身价值决定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资金配置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大量资金会被引导到各类碳中和相关的企业，从而形成资金供给较高、相对资产较稀缺的情况，尤其是好的资产稀缺性会变得很高。所以现在一些低碳环保的主题基金都可以成为配置标的。虽然现在这类产品还比较少，但不管是公募基金还是银行理财，都正在积极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