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将于2022年10月16日召开，《国际金融报》隆重推出“非凡十年大型访谈”，特别邀请一些国内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以个体的成就折射总体的非凡，从不同的角度畅想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共同喜迎二十大！请看来自博时基金的报道。

过去十年，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在不断探索创新中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管理规模突破27万亿元，成为居民资产的重要配置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公募基金分享到了资本市场发展的丰厚红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国际金融报》邀请到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就我国公募基金业过去十年的发展成果、公募基金业高质量转型、公司对后续发展规划布局、公募基金行业未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话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

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金融报》：过去十年，我国基金业蓬勃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份成绩单？

江向阳：过去十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从2万多亿增长到突破27万亿大关，基金产品数量从1000余只增加到超10000只，基金投资者超过7.2亿。随着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国民经济支柱地位更加巩固，公募基金行业实力大幅增强。

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公募基金十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居民家庭财产重要的资产配置方向。公募基金业既享受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同时又支持了国家实体经济建设。可以说，基金业这十年见证了中国金融与实业的相互成就，且仍在持续。

《国际金融报》：近十年，我国资本市场硕果累累，结合资本市场重要的参与者公募基金行业来看，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江向阳：2018年以来，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从增量向存量深入，不断迈出坚实步伐。注册制下，市场化机制发挥更大作用，股票发行上市的便利度提升，资本市场的覆盖面、包容性和吸引力持续增强，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效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有力推动了金融资本转为科创投入。“注册制”改革加大了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退市制度改革畅通“出口关”，强化优胜劣汰，上市公司的治理能力和质量不断提升。

在全面注册制时代的浪潮下，资本市场改革将站上一个崭新的起点。即将到来的全面注册制时代，将给资本市场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全面注册制既为资本市场的活力、韧性增强、上市公司的质量提升创造了条件，同时又对资管机构的定价能力、管理能力、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助力资本市场改革

《国际金融报》：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举措不断。在您看来，公募基金分享到了哪些红利？又作出了哪些贡献？

江向阳：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开放，基础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市场体系包容性大幅提升，投融资功能显著增强，市场生态日趋向好。

首先，资本市场大力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近年来推出新三板、科创板，设立北交所，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广度和深度增强，科创板“硬科技”产业集聚效应初步形成。新三板、科创板的推出以及北交所的设立，为公募基金产品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标的，进一步丰富了公募产品种类，有利于培育公募基金的价值投资理念。

第二，实现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跨越，稳步推进试点注册制。发行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升，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得到体系化改善。通过实施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强化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大幅提高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引入长期资金等措施，大幅提升了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

第三，十年里，沪深港通、沪伦通启动，行业机构外资股比全面放开，A股纳入国际知名指数并不断提升比重，外资连续多年保持净流入。随着开放的深入，公募基金能更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制度经验，实现资金与资产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也有利于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会对公募基金的国际竞争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资管业呈四大特点

《国际金融报》：您怎么看待过去十年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基金业的发展？

江向阳：近年来，资管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主要呈现出四大特点：

第一，资管新规开启的居民财富管理转型正在加速。随着资管新规的推进，居民投资观念逐步成熟，对打破刚兑、净值回调等不利情况的容忍度在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逐步接受了净值化产品。自2020年开启的中国居民财富管理转型速度逐渐加快。

第二，个人投资者的机构化趋势。个人投资者直接炒股的难度与风险增大，使得更多个人投资者选择借道基金等专业机构进行投资理财。

第三，机构投资者促进资本市场回归价值投资。机构投资者比例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的机构博弈特征越来越明显，基于公司基本面的价值投资正在成为资本市场的主流。

第四，以投顾服务为代表的财富管理转型不断深化。随着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爆发，资管行业的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资管机构、销售机构开始重视财富管理转型。同时，监管机构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了财富管理行业的重大转型。

打造五大竞争力

《国际金融报》：过去十年，基金业开启了高质量转型，您怎么看待行业转型？近年来，贵公司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探索和成果？

江向阳：站在全面注册制的新发展阶段，公募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要按照“高质量发展十六条”的要求，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以服务实体和创新为方向，打造投研竞争力、服务竞争力、科技竞争力、人才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以求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投研能力方面，博时基金近年来始终坚持基本面研究和价值投资，投研团队通过对宏观经济、行业需求和竞争格局、以及上市公司等基本面要素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从产业的视角观察行业景气度和企业经营情况的变化，最终落实到对企业盈利和股票估值的展望上，并做出最终的投资决策。

博时基金在业内较早创立投研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在TMT、新能源、高端装备、新兴消费、大健康、周期等方向组织投研小组，将相关行业研究员及在该领域有投研专长的基金经理编组，通过研究和投资团队之间的高频合作，实现更加实战化和落地化的讨论及观点输出。今年以来，博时聚焦在数字科技、绿色科技、生命科技以及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方向，又再聚焦再优化，对投研资源的优化配置效果渐显。

另外，博时基金重视发展科技赋能。以博时基金2018年初上线的“新一代投资决策支持系统”为例，这是博时借助数字化建立投研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项目。它的作用就在于能覆盖投研内部价值链和外部生态，建立起了全资产、全流程、全球化的一体化投研数字化支撑平台。

确立“两步走”战略

《国际金融报》：对于后续发展，贵公司有什么规划和布局？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公司又将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

江向阳：2021年，博时基金制定实施了“十四五”战略规划，明确了领先战略。在实施路径上分为两步，2021-2023年是“爬坡过坎、提质增效、培基固本”阶段，核心目标是全面建设和提升能力，消除短版；2024-2025是战略落地阶段，核心目标是巩固优势，争取行业领先。

2022年是爬坡过坎第二年，博时基金明确了打造“能力突出、创新驱动、模式领先、特色鲜明、价值创造”的数字化资管公司标杆企业的战略目标，聚焦在投资、科技、模式、风险管理四个方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以商业模式创新和科技赋能为例。商业模式的领先体现在优质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无缝对接客户触点，构建“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的服务模式，实现从“销售驱动”向“需求驱动”的投顾模式转型。需要在流程优化、团队建设和系统支持等提供全方位支撑，深入细致打造领先的客户服务模式，以支持客户获得良好的服务体验。博时基金将结合市场需求和全能型公司的定位目标，创新产品和业务模式，打造全球视角下的大类资产配置产品体系和从财富管理到基础资产配置的全产品链。

博时基金利用数字化打造科技竞争力的战略方向，从投研、交易、风控、运营、产品营销、智能投顾、投资陪伴等维度，大力提高公司各项业务的数字化能力，加速以数字为核心的系统融合和业务融合，形成数字化意识、理念、运用等方面的新成果；打造出数据驱动的组织、人才和文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占据未来市场竞争的战略高地，将金融科技打造成为公司核心竞争力。

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际金融报》：展望未来，您认为资管行业应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江向阳：关于行业发展，资管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承受着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资管机构应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此，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夯实投研能力，通过深度投研和长期投资，获取上市公司的价值增长，建立可持续、可复制的竞争优势。在机构投资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环境中，必须坚定地通过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选择代表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资产，以及代表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方向的战略性资产，不断提升研究的前瞻性和深度，研究向产业纵深延伸，把握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实现优秀的投资业绩。在此基础上，通过组合构建，形成类别齐全、业绩优秀、风格清晰稳定的产品体系，满足不同风险偏好、不同收益预期的客户投资需求。

二是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坚守客户利益优先的初心。在激烈竞争的资管行业，能够脱颖而出的优秀公司，背后是公司品牌和客户认可，这不仅需要卓越的投资业绩，还要坚持客户利益优先，赢得客户信任。要始终以客户利益为先，以客户为中心展开文化审视和制度设计，从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到投资管理，从前中台到后台，从组织推动到考核评价，持续完善制度，不断提升客户的获得感。

三是深入开展投资者服务，积极参与财富管理业务。这方面，博时基金建立了专门的投资者陪伴机制，将投资的理念、观点、研究通过文字、视频等丰富方式进行输出，及时解答不同市场环境下的投资者关切，打造优质的客户陪伴体系。对于近期获批基金投顾业务试点，博时基金已在投资管理、客户服务、合规风控、运营保障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投顾服务，实现良好的盈利体验。我们将在投资者陪伴、投资者教育、投资者投顾等方面，真正落地以投资者为中心搭建丰富的投资服务体系，这也是金融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