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指出，当前世界陷入复苏危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全球供应链瓶颈问题待解……如何穿过短期动荡迷雾，看清长期局势，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多位政界、业界大咖，在9月24日举行的主题为“寻找不确定性下的确定性”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2秋季峰会上建言献策。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指出，经济全球化近期可能遭遇波折，但长周期看，最终还会有所改进。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表示，战胜全球制造业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根本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全球各国团结合作，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共享发展机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宁吉喆则认为，要坚持以确定性政策措施对冲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楼继伟：产业补贴意识形态化必然失败，经济全球化长周期内将改进
楼继伟指出，过去40年左右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各国更大限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为各国人民带来了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选择。但在当前环境中，西方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失当、地缘政治军事冲突爆发、西方主要国家将产业补贴意识形态化等，都直接冲击了全球化基础。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是真道理，楼继伟表示，过于依赖政府作用，代替市场，早晚失败。
“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就是问题。”楼继伟指出，经济全球化近期可能遭遇波折，长周期看，最终还会有所改进。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中国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也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楼继伟表示，面对短期内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全球化，坚定不移地融入和推进全球化。
具体到金融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楼继伟建议，要加强金融机构支持力度，还要加强金融市场体制机制建设。
在加强金融机构支持力度方面，一是要培养中资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让其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双向开放和对内开放中的平等原则。三是要切实强化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
在加强金融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一是外汇、证券、商品期货等相关金融市场要加快创新，为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多元化交易服务和风险对冲工具；二是要尊重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和管理，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体制机制建设；三是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要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特别是离岸金融市场上的创新和在岸市场国际板块的建设；四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规制和监管作用，防范产生系统性风险。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我们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楼继伟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新阶段之后，中国将继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为全球化回归凝聚更多确定性，共同为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注入力量。
苗圩：全球制造业处于重构中的非平衡状态，团结合作仍是解决不确定性的唯一途径
全球制造业正在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处于重构之中的非平衡状态。苗圩认为，“总的来看，过去几年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确定性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其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制造业的深刻变化。
一方面，疫情对世界范围内的要素配置、生产组织、物流运输、人员流动等都受到巨大冲击。各国、各企业由此开始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制造业供应链的内在逻辑也从过去的单纯追求效益，向兼顾效率和安全的转变。”苗圩指出，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深刻影响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产业体系走向重构；地缘政治的博弈更加明显，大国之间如何平衡竞争与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制造业的前景。
“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中国的机遇’是不会变的”，苗圩指出。2010年-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持续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更加凸显，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上升了一个台阶，2020年的时候达到接近30%。与此同时，美国推动的制造业回流这个效果并不明显，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占全球比重为16.9%，2015年上升至17.3%，之后起起落落，2020年仍为17.3%，回到2010年水平。日本、德国制造业同期全球占比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日本从2010年的11.3%降至2020年的7.4%；德国从2010年的6.3%下降至2020年的5.2%。
苗圩认为，从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外资并没有离开中国，更谈不上与中国的脱钩。货物贸易进出口量从2012年的24.4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21年的39.1万亿人民币；同时，近3年，我国在吸收外资方面实现了引资的总量、增当的幅度、全球的占比三连升，实际利用外资额从2019年的1381.34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443.69亿美元，再到2021年的1734.80亿美元。
“通过这三组数据，我想大家都会有所思考、有所启发——在今天这样一个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世界当中，仍然有着一些确定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机会。”苗圩说。
此外，中国的消费潜力蕴含巨大市场空间，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也创造出新的市场空间，苗圩表示，“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既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机遇，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正在苦苦寻求的确定性吗？”
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苗圩认为，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全球各国的团结合作，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享发展的机遇。
宁吉喆：以确定政策措施对冲不确定因素，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和不稳定的经济运行，宁吉喆建议，要坚持以确定性政策措施对冲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力争实现最好结果。具体来看:
一是提振发展信息，引导市场预期。“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看到希望，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宁吉喆强调，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前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成功经验；从现实和未来看，中国有正确的发展理念指导，有勤劳智慧的14亿人民，灵活多变的1亿多市场主体，有长期积累的物资技术基础和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有世界上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和蓄势待发的内需动能……因此，“我们有理由保持战略定力，提振发展信心，坚定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以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增动力，争取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达到较好水平。”
二是加大政策力度，实施逆周期调节。宁吉喆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中周期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相互交织，经济持续下行带来的周期性问题，以及疫情阻碍增长的放大效应变成突出的矛盾。进一步落实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5月份出台的扎实稳住经济6方面33条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实8月份新出的19项稳经济接续政策。从这一系列政策，以及压实地方政府责任等方面全面发力，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三是依靠市场主体，增强发展动力。宁吉喆指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政府要实施逆周期调节，企业也应实行逆周期的投资经营，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能动性。
四是面向经济转型，开拓增长领域。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推动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长远发展的方向，也是当前增长的机遇所在，是寻求不确定性下的确定性的重要领域。宁吉喆指出，1-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同比增长20.2%；新能源汽车的增长一倍以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经突破11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均属全世界第一；工业机器人销量去年中国达到27.1万部（台/个），同比增长50.1%，占世界总销量55.6%；同时，网络通信、工业互联、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新领域、服务业新领域都存在商机，近期即可实现。
五是不断扩大开放，增强系统的确定性。“今后几个月，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需要进一步落实好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进一步落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国际双边、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宁吉喆表示。
金立群：脱钩和碎片化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
“关于未来没有任何确凿的预测”，金立群表示，美联储现在对稳定物价的关注压倒了其他一切政策目标，未来美联储将会更加果断地加息。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在今年年底将会超过4%，市场预期欧央行将会加息到2%。金立群判断，央行在给货币政策“松绑”上面，应该不会操之过急，货币政策在2023年全年将会趋紧状态。
“好消息是，通胀下降是早晚的事情，我们将会迎来利率正常化和更好的市场环境；坏消息就是经济很可能会受到影响。”金立群明确，现在最关注的是稳定物价，其次是财税增长和就业。“这造成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因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本来复苏的步调就不一致，而美联储的政策行动就会加大这些经济体实现复苏的难度。不同的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一样。更多的低收入国家，凭一己之力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
因此，必须要超越国界制定解决方案共同合作。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打造确定性，需要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必须敦促各个经济体继续置身事内。金立群强调，对经济最大的威胁是脱钩，还有全球经济的碎片化。
陈文辉：放眼长远，从底层逻辑发掘不确定中的确定性
“很多投资人花大力气研究神出鬼没的‘黑天鹅’，我认为这无异于赌场掷骰子、拼运气，很难战胜市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直言，在不确定性中，要将时间拉长，眼光放远，从事物发展的底层逻辑入手，发现确定性。
他认为，当前资本要多一些耐心和定力，看准长期趋势积极布局，其中，可持续发展，数字化和“双碳”，长寿时代与老龄化社会到来，更加关注健康、个性化和低碳的新消费观等长期确定趋势，可能蕴藏着投资机会。
居伟民：新旧动能转换孕育新的重大投资机遇，财富管理应坚持长期理念
中投公司总经理居伟民认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动荡脆弱，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上升。
在不确定的挑战中，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酝酿，全球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关键期，孕育着新的重大投资机遇。
其中，以5G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点蓬勃兴起；全球主要投资机构聚焦清洁交通、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等领域调整投资方向，不断拓展能源转型和绿色环保等产业的投资边界；区域合作为国际投资合作提供新平台；全球产业链在关键行业、重点环节可能出现多元化、区域化、本土化倾向。
居伟民认为，财富管理需要拥抱全球经济金融大变革、大调整，才能有效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具体来看：
一要坚持长期投资理念。居伟民指出，面对剧烈市场波动，以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机构投资者，通过承受短期的市场波动，把握长期趋势，努力追求更高的长期投资回报。2017至2021年，主权投资机构的投资持有年限已从6.9年增长至9.7年，对获取长期稳定收益的偏好更加明显。
二要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居伟民指出，面对新的投资环境，传统股债等公开市场资产回报走低，以私募股权和实物资产等为主的另类资产越来越受到重视。“以主权投资机构为例，其另类资产的配置比重从2014年11.9%升至2020年23.8%，其中实物资产占比超过一半。在通胀中枢抬升的新形势下，预计另类资产将继续受到追捧。”
三要抓住新兴领域主题投资机遇。居伟民认为，今年以来，在通胀高企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形势下，成长型资产估值承受更大压力；但随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不断深入，相关行业主题投资前景良好，科技、医疗、新材料、新基建等领域中，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企业仍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此外，还要积极关注可持续投资。居伟民指出，目前全球已有33家主权投资机构在投资管理框架中加入可持续发展因子，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存量已超过75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