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让多个城市按下了暂停键，诞生于疫情初期的华大“火眼”实验室，在各地重新上阵，规模化、标准化的核酸检测平台成为助力疫情防控的重要保障。而在国家获批上市的首批新冠抗原自测产品企业名单中，深圳华大因源也在列……“华大”俨然成为了高频词。

作为华大集团参股的CVC，华大共赢产业基金从成立以来围绕生物科技产业持续布局，坚持“绘制产业地图、循地图主动型投资”。截至目前，基金投资超过30个项目，管理规模超过20亿元。

怎样借助股东背景，在投资中发挥产业协同？如何充分挖掘早期生物科技创新项目，筛选出有落地前景的标的？未来看好哪些赛道投资机会？近期，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华大共赢产业基金主管合伙人刘宇讲述了另类CVC的成长之路。

华大共赢产业基金主管合伙人 刘宇 宋春雨/摄

围绕三大主赛道 加强产业赋能

证券时报记者：华大共赢设立的初衷是什么？从产业共赢的角度而言，主要做了哪些不一样的基金设置？

刘宇：华大共赢是2016年底创立的，希望通过产业基金的形式来构建一个产业生态，通过投资将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打通，展开深度链接，实现开放合作、互补共赢，同时通过积极主动的外延式思考和投资拓展布局以期在更长的产业周期、更大的全球市场需求、更宽的生物技术行业维度，实现产业升级迭代、不断进化。

纵观其他产业公司做投资的案例，会发现如果只是简单基于产业方尤其是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成长的诉求来做投资的话，很容易导致投资行为本身市场化程度不足，而且随着发展会面临三个突出的问题：首先是投资行为本身目标不清晰，投资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或者没想清楚，投资行为该由业务团队还是投资团队主导也不是很清晰，有时候只是为投资而投资、或者看别人在投资所以投资。其次，多数产业方自有资金有限（新冠这种非经常性收益除外），主要靠滚存利润，弹药有限导致一个产业周期内投资规模受限，和专业机构相比，或面临资本困境和局限。最后，基于产业公司主营业务成长的投资，项目多数不能够独立成长为行业内领先、甚至龙头，对整个基金而言很难做大做强，很难有最优秀的收益。

站在市场化的角度，我们也需要考虑投资一些和自身产业弱相关的项目，虽然在当下并不一定有直接业务往来，但不排除它能代表未来的技术进步方向，可能某一时刻有跨界的结合即是一种创新。基于此，我们的定位是一个以产业方为基础的产业共赢基金，同时它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对华大共赢的定位是另类的CVC——产业VC。

证券时报记者：在具体的投资实践中，主要围绕生命健康行业的哪些赛道展开？

刘宇：我们围绕生命大健康的三个核心赛道开展投资布局。

第一个赛道是基因科技，在肿瘤早筛、生育健康等临床应用之外，基因技术还有很多的应用，如公共卫生、司法检测、农业育种等，华大共赢会围绕这些方向来展开投资，并对整个基因科技赛道做深入的投资拓展和投资链接。

第二个赛道是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也包括细胞治疗、基因治疗以及一些新技术平台。

第三个赛道是医疗器械，围绕内窥镜、结构性心脏病和电生理、泛血管或内镜手术机器人、腔内影像、骨科植入物等细分市场，从专业人才、产业趋势和投资价值三个方面系统研究、深入布局。

此外，基于基因科技之上的健康管理、营养食品甚至低碳领域等都是我们未来重点关注的方向。站在投资角度，推动基因技术在更多产业领域的应用，实现“基因科技造福人类”的使命。

证券时报记者：传统CVC的投资更多是和公司业务联动，华大共赢与华大的产业发展、业务运营协同效应如何？是否有具体案例说明？

刘宇：华大集团的创始人都是科学家出身，所以深入了解华大会发现它最强大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和产业转化，这是华大20多年来高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做投资的核心在于前瞻，投资最大成功在于能看到未来3-5年甚至是10年后整个产业发展的趋势脉络，如果看得比较清晰，提前做布局，投资一定是成功的。

具体到华大共赢产业基金，华大集团本身就是很好的智库，可以给产业投资提供非常专业的前瞻性判断，华大集团创始团队早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基因组研究代表未来生物技术发展的趋势。

在投资过程中，也会经常面临基因编辑、细胞治疗、合成生物学等新技术平台，需要提前预判产业趋势、发展周期，以及此创新技术产业化或者应用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些远不是一个投资机构的研究员或投资经理通过简单行业调研就能得出结论的，一定是基于在行业内多年的沉淀积累形成的极强洞察力。

在项目投资后，我们已有很多项目与华大集团产业协同的案例：专注于核酸诊断仪器设备的项目，在疫情期间，就与集团的多个产业板块形成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进而发展成战略协同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制造联合出海方面更产生了极大的成功效应。这仅仅是基金与集团各板块协作的缩影，其他诸如在CRISPR基因编辑、基因治疗等方向，也有很多的合作范例。

医疗行业回归理性 投资应撇掉“伪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作为生命健康投资VC，医疗行业是核心赛道，如何看待近几年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情况？从投资角度，怎样去应对这样的变化？

刘宇：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脉络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国内对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这两个赛道是从2010年开始真正有大量资金投入的。

之后到2017-2019年又是一个分水岭，在此期间陆续有退出的利好政策释放，比如2018年香港资本市场关于18a生物科技的新经济板块的政策修改，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上市；2019年科创板推出，未盈利的生物医药企业可按照第五套标准实现IPO，对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创新药和创新器械企业而言是很大的突破，使得整个一级股权市场投资看到了退出的曙光。

而从2020年开始到2021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市场对在医疗健康领域投资的热情和资本量有大幅增长，导致一些项目的估值暴涨，存在一定的泡沫。

但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整个市场发生了一些大的转变，热度也急剧下降：首先，从产业的角度来讲，相关政策的出台对行业影响非常大，比如以集采为代表的医保控费政策的全面推行。而另外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政策，即2021年出台的《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监管政策，给行业进行了提醒，在投资时需要更多的专业临床实证；其次，2021年下半年以来，香港资本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上市首日破发严重，严重影响最后几轮投资人的回报甚至会产生亏损，加上由于政策预期导致国际资金参与较多的港股、外资流出比较严重，给整个生物科技板块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2021年从产业政策端和资本市场端的双重挤压，导致大的投资环境出现转变，而这意味着投资机构会重新审视国内所谓的创新，撇掉一些伪创新，真正投到一些有大创新或者原始创新的产品及项目团队。希望通过这一轮的调整，估值体系能够回归相对理性。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一定是基于价值的投资。

重点挖掘“水下项目” 合力共筑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看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CVC参与股权投资，医疗类上市公司纷纷成立股权投资基金，大量资金涌入一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刘宇：产业资本纷纷亲自下场对市场整体的影响是偏正面的，CVC的投资可以分两类，第一，真正对市场起到好的引领作用，即所谓的能够给市场提供正能量的平台型企业投资，通过投资进行整个产业链的完善、整个产业生态的打造，有助于产业的创新升级；第二，很多产业资本并不一定能投的很成功，但其出发点是基于主营业务成长性的考虑，比如产业上价值点或产业的短板，通过投资去补短板，站在投资角度或许未来是失败的，但对于行业而言是有意义的。

在市场资金充裕的背景下，好项目就越发受到追捧。我眼中的好项目分两类，一类是“浮”在水面上容易被争抢的，这类项目的特点是本身具备一定规模，已经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或者是行业引擎，龙头地位明显，接下来资本化的路径清晰，对行业有研究的机构能够覆盖或者触达到；另外一类是“水下项目”，可能看上去有一些亮点，但短板也突出甚至有时候会成为风险点，这类项目是我们更看重的，用自身积累的产业优势去帮助其一起优化团队、做产品研发调整、包括后期的订单对接，帮他们一起解决面临的问题后，爆发力更强。

去年比较火的一个现象是科学家、研究院被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盯上，进行早期投资，而我定义其为“IP投资”，即站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的某些细分角度，能否找到一些真正基于这个行业痛点的“命题作文”，找到需要攻关突破的点，寻找到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能力突破产品技术的专家教授团队，基于研发驱动来进行投资，挖掘或者培养出真正的创新，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重点。

证券时报记者：华大共赢希望打造成一个什么样标签的投资机构？未来3-5年有何具体的战略规划？

刘宇：华大共赢产业的投资定位为“创新投资”，不仅仅是从投资阶段前移去投真正创新的技术、创新的产品、创新的团队，包括未来的投资模式、团队本身的创新迭代都是要考虑的，如果团队本身的创新能力不足，就没法发现创新，或者积极主动地去挖掘出创新。

在未来的投资中，第一个策略是围绕生物+拓宽投资领域，具体而言就是以生物技术为核心底层延伸到更广的范围去投资；第二个策略，随着投资区域扩大、投资能力升级，通过3-5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一个具备国际化双币投资能力的机构，管理资产规模突破百亿；第三个策略是在研究层面，拓展外部智库的支持，比如宏观经济专家和行业专家，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家大的政策方针、行业格局大的变化进行深度解读，给投资以指引。

总之一句话，产业对基金的投资运营形成了有力支撑，良好的产业基金投资又反哺回产业协同发展；基金取得收益的同时也加强了产业的外延式发展。作为一个开放的产业金融平台，我们也正在寻求更多的生命科学产业方加入到华大共赢产业基金的发展中，共同践行产业VC的良性发展之道，迎接BT（Biotechnology生物技术）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