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以来,A股的波动明显加大,钢铁、煤炭等周期股持续走强,个股纷纷暴涨,消费、制造等行业却低迷不振,踏错节奏的投资者焦虑不已。
国庆长假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不少投资者对四季度A股的走势又充满期待。火爆的周期股行情能否持续,暴跌的消费股能否复苏,怎样理解投资中的变与不变,接下来应该如何布局?
▲易同投资合伙人朱龙洋
近日,易同投资合伙人朱龙洋接受了券商中国记者的专访。煤炭研究员出身的朱龙洋认为,周期股的投资难度大,需要有很强的宏观的视角。2017年是煤炭行业的分水岭,资本开支锐减后赚钱能力增强,但目前预期已经比较充分。
在朱龙洋看来,投资中大多数预测都是错的,应追求相对的确定性,坚守能力圈。只有商业模式好的公司才能形成强的竞争力,而好的生意模式有两大特点,即不断的创造价值和积累优势。未来,将主要聚焦消费升级和制造业出海两大方向。
朱龙洋,15年从业经验,2006年-2012年就职于易方达基金,历任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2012年至2015年,就职于嘉实基金,任机构投资部投资经理。2015年5月起任职易同投资合伙人与投资副总监。
大多数预测都是错的,投资应追求相对的确定性
券商中国记者:怎么理解投资者中的确定性?哪些因素是变与不变的?
朱龙洋: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看上市公司,包括对公司做盈余预测,回顾后发现很多的判断都是错的。观察市场上很多的创业公司,实际上存活率很低。现在看到的很多优秀公司或者牛股,其实更多的是幸存者偏差。
一个公司的发展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成功的预测他们很难。比如本身很优秀的公司,在信息化、互联网等新模式出来后,会被降维打击优秀可能也无济于事,对此要有敬畏之心,我们能做的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追求能够认知的一些东西,追求相对的确定性。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需要做投资组合,而不会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一支股票上。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追求相对的确定性,把确定性管理好,其实就是做能力圈范围内的事情,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东西都理解很深,但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深度研究提高认知、提高成功率,我觉得所谓的能力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我自己属于比较处女座要求完美主义的性格,哪怕有一点瑕疵,都会直接否定掉。所以在投资中,吃瓜比较多,经常看热闹不伸手,结果是从来没有踩过雷,因为看起来很诱人反常识的东西,都没有去碰,坚持能力圈并不断积累,提升认知能力。
聚焦消费升级和制造业出海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目前主要布局在哪几大行业,具体逻辑是什么?
朱龙洋:我们主要聚焦两大方向,一是内需,特别是消费升级;二是中国制造,重点是制造业出海。
首先,聚焦内需是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底气提内循环。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人口,还有统一的文化、语言。比如印度人口也很多,但它的种姓制度、文化,包括印度的语言有2万多种,而中国都讲普通话,有着统一的大市场。消费品市场的蛋糕有多大,无非取决于消费的人次、渗透率、客单价等。
同时,中国的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已经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包括三四线城市,再往下都是分层的,从普通收入到相对中高水平的人群数量不断变大之后,消费升级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这些领域有比较多的机会。
其次,聚焦中国制造,尤其是能够出海的企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现阶段中国成本低已经不是排在第一的优势,更关键的优势是供应链比较完整、响应速度快、潜在的巨大的工程师红利。成本未来是一个慢慢会弱化的优势,从能耗双控就能看出来,国家正在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不赚高污染、高耗能这种低质量的钱。
到了这个阶段,与其他国家的制造业相比,我们需要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产品力,提升自己的品牌力。我们其实开创了很多比较独特的商业模式出口到国外,比如外卖、短视频、拼多多等。在很多领域,尤其是一些生意模式的探索上,我们已经走在了前面。
比如手机里的小米、 VIVO、OPPO其实已经在一步一步走到国外了,包括家电出口,比如美的原来就是做代工的,但现在慢慢开始转型做自己品牌。
一个国家的产品慢慢以自己的品牌形式出现,会加深别的国家对你的了解,了解之后自然就是一些优质的文化的输出,我们现在更多的还是文化的输入,比如好莱坞的电影、迪士尼、漫威等。未来,比如茅台能不能到海外成为奢侈品,这需要大家对你的了解足够深,但时间肯定需要比较长。
总的来看,消费升级和制造业出海是两个很大的方向,未来5~10年这两个方向都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把主要经历聚焦投入其中。
投资的关键是定价,消费的优势都是慢变量
券商中国记者:消费行业一直是牛股辈出的板块,但今年不少龙头品种一度大跌,最近有所回暖,应该怎么把握消费行业的投资?
朱龙洋:其实我们做投资,无论是消费、制造业,还是其他行业,原则都是一样的,主要根据它们的基本面和内在价值去投资。我们把投资赚钱主要分两种,一种赚企业成长的钱,这时企业就是下蛋的鸡;一种赚交易的钱,也就是零和博弈的钱。从美国过去100年历史上来看,复合回报年化接近10%,主要就是企业的分红和增长。
赚企业成长的钱,最重要的是给公司定价,知道这个企业值多少钱。所以无论是消费还是制造业,我们都要去做深入研究,把模型做出来,根据长期的假设去定价。比如说消费年初的时候,价格大幅超过内在价值,我们持有就很少了;而一直调整到现在,个别已经调整到内在价值显现时,我们觉得又具备投资价值了。
同时,我们横向也会做去比较,比如制造业等其他行业,按照性价比以及未来的风险收益比,横向观察哪个企业更值得投资。
单从消费来说,相对于其他行业,消费的稳定性更好,核心竞争力主要是品牌和其他综合优势。比如高端白酒,影响最大的就是品牌,成本对它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因为毛利率高达90%。消费品的优势是慢变量,品牌更是一个慢变量,需要很长时间积累。收入、利润稳定,预测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对于消费品的投资,首先要求品牌力最强,其次需要强势的销售渠道。比如,茅台的出厂价969元,然后终端价3000多,意味茅台的收入端实际上有很大的提价空间,有着巨大的渠道中间价差保护。所以同样是消费品,未来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格局的稳定性不同,公司定价的最终结果有着巨大的差异。
周期股投资难度大,资本开支锐减后赚钱能力增强
券商中国记者:煤炭、钢铁等周期股今年表现抢眼,怎么看待周期行业的爆发,目前是上涨尾声还是四季度会持续?
朱龙洋:我最早是煤炭研究员出身,但我认为周期股的投资是非常难的,我们基本上不太会投。首先,投资周期股需要有很强的宏观的视角甚至策略的能力,比如PPI走势,要结合流动性等判断,做消费品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把商业模式、公司竞争力、定价这些事情做好。
只能说我们能在周期股里面找到一些阿尔法,比如煤炭、钢铁,不同的企业之间会有差异。煤炭企业最大的成本,一方面是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开采成本不同,另一方面则是人员负担的成本。不少老国企,动不动就是十几万人,这些人都是成本。如果一个煤炭企业人很少,天然就有优势,成本低出来的都是利润,这可能是我们对周期股的一个操作思路。但若当做周期股投资,我们从来没有特别成功过。
中国的煤炭都是西部开采,华东、华南是主要消费区,如果煤运不到华东、华南,只在本地卖,可能就是白菜价。作为大宗商品,一年十几亿吨的下水量,若没有自己的铁路,运输很难。比如,神华就有自己的铁路,产运销一体化,在天津港更靠南一点有自己的港口。与它竞争的就是大秦铁路,大秦是从大同到秦皇岛。
煤炭实际上是一个周期性特别强的品种,2008年港口价格涨到1000多元,今年更是涨到了1500、1600元,2015年又跌到比较低的水平,低的时候煤矿不赚钱,不能按最好的时候给强周期估值。
2017年是煤炭行业的分水岭,过去每年都有非常大的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不太好,比如赚100亿,还要再投出去100亿,折旧又很大,分红能力有限。2017年后,供给侧改革导致新增的煤矿很难获批复,煤炭企业的资本开支锐减,赚到的就都是现金,不少矿还能挖几十年,稳定性增强。
对于目前的周期股,预期已经比较充分。实际2015年之前,每隔两三年都会有一波周期股热,首先是预期价格涨、盈利预测提升、估值提升,进而股价上涨,然后跟着价格走,一般现货价格的预期是一个比较先行的指标,煤炭价格现在已经1600元,处于比较高的位置。
股票通常反应的更快,可能股票跌的时候,现货价格还维持在高位,每次都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出发,目前周期股肯定不是早期阶段,不知道是不是尾声,但起码是中后期。
好的生意模式有两大特点,创造价值和积累优势
券商中国记者:您选个股的逻辑是什么?最喜欢什么特质的公司?
朱龙洋:首先我看重公司的商业模式,因为最初我的投资框架就是要给公司定价,了解内在价值。其实很多公司的商业模式是比较糟糕的,存活期很短,当下看似乎有竞争力,但是拉长时间经不住市场的激烈竞争。
只有商业模式好的公司才能形成强的竞争力,或者说护城河。好的生意模式怎么来定义,第一,能够创造比较大的价值。如果企业没有解决问题、满足需求,自身就没什么价值,比如说高端白酒,实际上满足的是高端社交的需求;比如,腾讯所有的变现方式是基于满足了社交的需求,无论是广告、金融,还是游戏。
第二,能够积累出优势。当下每天投入的每一分钱,无论是投入到品牌营销上,还是投入到生产线上,如果能够形成积累的话,是好的商业模式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实很多生命周期特别短的东西,比如消费电子,变化太快了,竞争对手不断的推出新品,需求跟着创新和研发。一旦跟进速度没那么快,或者误判了种技术方向,投的钱可能就都打水漂了。投了很多钱,但无法形成积累,就不是很好的商业模式。
比如汽车整车竞争也非常激烈,需要不断的把赚到的钱投入研发新的车型,但投入成功率却很低,因为不可能所有车型都大卖。但同样是汽车链条里面的汽车玻璃,无论是奔驰、宝马、奥迪,还是小鹏、蔚来、特斯拉,都要用汽车玻璃,汽车玻璃行业变化不大,所以相对好的生意模式。
投资中诱惑很多,知行合一太难
券商中国记者:您的投资框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近五年时间投资策略有没有发生变化?
朱龙洋:2006年硕士毕业后,我就去了广州易方达做研究员,几年后开始转做投资,后来去了嘉实基金,实际上我们是这个行业里最早一批做基本面研究的。当时我们对公司研究的深度要求比较高,所有研究员必须对覆盖的公司研究透彻,做实地调研,印象中我们很多研究员真的住在工厂里,就是为了看工厂的工艺水准。
在嘉实,我主要管理的是企业年金,比如中石油的企业年金体量最大,我们整个年金管理的规模达到五六百亿,中石油的规模大概就占了1/4。企业年金这种绝对收益产品,与其他公募产品要求不太一样,它对波动和回撤要求比较高,因为退休职工每年都需要从里面提取退休金,希望账户每年都赚钱,对管理人的考核更苛刻,比如第一年赚了20%,净值升至1.2,但第二年又从1块钱开始,对回撤要求很高。
总之,企业年金是各种产品里面相对约束最高的一类产品,因为每年清零重新开始,好像没有哪个产品这么做的。同时,排名靠前追加资金,排名靠后则减少规模,压力很大。
后来我们出来做私募,企业年金的这种管理经历,也让我们的投资风格延续下来,即承担相对小的回撤和波动,但要获得更高质量的回报。
券商中国记者:最近两年,有哪些新的投资感悟?您觉得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朱龙洋:首先要找到方法论上一些确定性的东西,清楚自己赚什么钱。市场里面有赚企业成长的钱,有赚博弈的钱,这是没问题的,成熟的市场生态就应该是丰富的,选择赚哪类钱,要有自己适合的一套方法,并知行合一。
比如,最近有朋友跟我讲,他发现有一个日均收益率较高的量化策略,包括之前周期股诱惑,让你不淡定的东西会很多。在这个过程中能否坚持所谓的知行合一,然后赚你自己能力圈范围内的钱,是个考验,其实这是挺难的一件事。